韩松:谈谈年鉴编以致用
2019-01-24 下午 03:37:32    来源:《广东建设年鉴》

  年鉴为什么要强调编以致用?

  首先,这是由年鉴的属性决定的。

  什么是年鉴?

  1990年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新闻出版卷》给出定义:“年鉴是汇集一年内重要时事、文献和统计资料,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。”

  1992年版《出版词典》认为:“年鉴是汇辑一年内全面的事实资料,综述基本情况,评述重大事件、最新成就,以及纵横比较、展示趋势的工具书,是一种逐年编纂出版的连续出版物。”

  1999年版《辞海》表述为:“年鉴是工具书的一种,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、统计、资料等,以供参考。一般逐年出版,如《中国百科年鉴》《世界经济年鉴》等。”

  中国年鉴界的著名专家许家康在其专著《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》中说:“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。”

  2006年5月18日,国务院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第三条规定:“地方综合年鉴,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。”

  根据工作实践和心得,我对年鉴给出定义:年鉴,是逐年编纂公开出版发行的内容真实准确、资料全面权威的实用性工具书。

  这个定义,有两层意思。技术层面的关键词是:“逐年”“公开”“实用”“工具书”。

  核心即本质层面的关键词是:“真实”“准确”“全面”“权威”。强调的就是一个“实”字。简而言之,年鉴,就是真实实用的工具书。

  既然是工具书,那么就必然要求编以致用。

  其次,在编以致用这个原则问题上,目前还有不同意见,也有不完善、不完美甚至不达标的情况,值得重视和纠正。

  所谓不同意见,大致有:一是担心强调编以致用,会降低年鉴的权威性,降低自身格调。二是对于“用”,有不同的解释与见解。为谁用?怎样用?是官用,还是民用?是多数读者使用,还是小众使用?是大用,还是小用?是偶尔用之,还是随时可用?三是,究竟哪些内容是可用的,那些内容不太适用甚至无用?都存在不同看法。

  我的意见是,强调编以致用,不但不会减损权威性和格调,反而是增强了权威性,提高了格调。这是因为,只有真实的、朴实的、实用的年鉴,才是有权威的年鉴,才是好年鉴。能编出这样权威的实用性强的好年鉴,才是事业心和使命感强烈与饱满的名实相符的忠实的年鉴人,年鉴和年鉴人都具有高格调。

  至于“用”,当然是以读者适用和方便使用为目标。官用民用相一致,越多人觉得可用就越好。大用小用相得益彰。大中有小,以小见大。实事求是,不要迷信“大用”。有些内容,一时看来也许用处不大,但是,从长计议,不可或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可能用处不可低估,甚至越来越大。因为年鉴既是当下的工具书,也是可以存之久远的历史书。备查备考,随时可用。藏之后人,如同醇酒,越陈越香,岂不美哉!

  对编以致用,我赞成持一种开窍的、开放的、开明的态度。

  接着谈一谈年鉴的用处。

  年鉴是纪录片,年鉴是指南针,年鉴是大镜子,年鉴是百宝箱。这四个“是”,是一种形容与借代。一种形象的说法,便于我们理解。

  纪录片,说的是,年鉴真实记录上一年度发生的真实的大事、要事、新事、特色鲜明的事、有启迪性的事、有趋向性的事,以及在这些事件中起作用的重要人物、杰出人才、知名人士。

  指南针,说的是,年鉴所提供的资料、数据、信息等内容,可以向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领导机关和业务人员提供各种指引、借鉴以及帮助。

  大镜子,说的是,年鉴通过展示基本概况,信息发布,记载历程,还原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范畴的事实真相与事物全貌,让使用年鉴的人们,像照镜子一样准确洞察与明辨是非,起鉴戒作用。

  百宝箱,说的是,年鉴包罗万有。综合性年鉴,宏观的,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体育、历史、地理、人口、自然、资源、环境、宗教、民情、风俗等等知识与资料无所不包;微观的,大众需要的各种数据与图表资料,打开年鉴都可以各取所需。而专业性年鉴,则提供了本行业最权威和最齐备的宏观、中观、微观资讯、信息与数据。使用专业年鉴的人们,一鉴在手,宝贝全有。览鉴有益,用鉴有路。

  编以致用,就是要将自已所负责编纂的年鉴,编成可以起到记录片、指南针、大镜子、百宝箱作用的年鉴。

  怎样达到这个要求呢?从几个环节上说:指导思想,工作环节,素质技能,总结经验。

  编纂年鉴的指导思想是什么?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我的见解是,千条万条,以人为本,办鉴为民是第一条。

  大家知道,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进入第70个春秋,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,从文革前的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到改革开放初期的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,再到“以人为本”。这是翻天覆地的了不起的进步。以人为本,就是执政为民。那么,办鉴为民,就顺理成章了。

  年鉴,提供真实可靠权威全面的资讯、信息以及资料,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,帮助公民监督政府执政为民,利于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美好的明天,也可以提高中国公民的人权状态。

  人类文明进步必须保障和维护人权。知情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。2018年12月10日,纪念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贺信,强调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,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,秉持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,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,推动形成更加公正、合理、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,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开创世界美好未来。大家所参与工作的年鉴编以致用,利于保障与维护公民的人权,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。

  从年鉴这种出版物的产生、发展与繁荣,走向成熟与辉煌的历程来说,也激励我们必须办鉴为民,办鉴为用。

  年鉴自何而来?比较流行的说法是,年鉴,有两个源头,其一是年历,世界上最早编纂的年鉴,始于13世纪的欧洲大陆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1267年出版的《大著作》中已经使用外国年鉴中有关天体运动的材料。15世纪的欧洲,有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,是由德国数学家、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(1436—1476年)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。内容主要是记载时令节气、天文气象等。年鉴的第二个源头是产生于英伦三岛的年刊、年书(Yearbook),以后,德、英、法、意、美等国家先后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年鉴。一般说来,年鉴的出现及发展,与工业化催生、社会进步需要、信息交流频密息息相关。

  中国的年鉴出现较晚。最早的是出现在清同治三年(1864年)的《海关中外贸易年刊》。从那以后,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中叶,乃至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,年鉴在中国寥若晨星。原因何在呢?是不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,工业化进程缓慢,资讯不发达,公民的知情权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有关呢?从1980年开始,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雄伟步伐,中国的年鉴终于迎来大喷发大发展的喜人局面。最早问世的是当年《中国百科年鉴》《中国出版年鉴》等6种年鉴。地方上,《黑龙江年鉴》《广州年鉴》也在此时诞生。本人曾经服务过的《广东年鉴》诞生于1987年,在中国省级年鉴中,属于创刊较早的。那一年,全国已经有各类年鉴140部。短短几年时间,年鉴数量由个位数上升到百位数。办得好的年鉴也在呈上升态势。在全国权威性专业性质量评比中,《广东年鉴》连续蝉联特等奖即最高奖。当下,全国各类年鉴总共已经超过3000种。数量已经蔚为大观。质量上乘之作也已经令人刮目相看。但是,从更高的要求来看,我9年前说的话似乎还没有过时:

  “总结年鉴发展历史,环顾当下年鉴园地,中国年鉴事业方兴未艾。中国年鉴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仍然有待提高,中国年鉴人任重道远,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,开拓进取,扎实工作,不懈努力。”

  不懈努力,方向何在?着力点在那里?答案是:办鉴为民,办鉴为用。年鉴必须编以致用。展开来说,就是必须将年鉴努力办成读者大众喜爱的真实、权威、均衡、全面、切实可用、能发挥当下工具书以及传世历史书作用的出版物。

  此即第一说,从指导思想说开来。

  从工作环节上说。办好年鉴,一般都经过这几个步骤:提出设想、制定规划、草拟提纲、组织力量、编制框架、撰写条目、编辑加工、制作图表、征收图片、图文合成、装帧设计、校对审定、印刷出版。这些环节,都离不开一个“磨”字。编纂思想与编辑理念的碰撞以及人员队伍的磨合,编纂人员所需素养、专业技能与工作技巧的磨练,工作过程中消灭差错、提高质量的琢磨。

  从素质技能上说。我曾经将年鉴人的素养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:思想政治素养、文化与文字素养、年鉴的专业素养、年鉴人的人品与人格素养。一共18条。我调侃为十八般武艺。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找来广东建设年鉴2013年编印的小册子《年鉴辅导文集》看看。那些个说法,几乎都是老生常谈,没有多少新意。如果说有个人创见的,也许是第17条和第18条:淡泊名利,事业为重。计利当计天下利,求名应求万古名;实事求是,俯仰无憾。对得起天地良心,对得起芸芸众生,经得起历史检验。何出此言?因为办鉴为民,编以致用,往往需要胆识、勇气与担待感。

  从总结经验上说。《广东建设年鉴》已经编纂出版了第十本。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在跨入第二个十年,走向新的成就的时候,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。以期在编以致用上有新的作为。依我看来,总结经验,不妨作作加减乘除。

  加,增强年鉴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,增进创新精神,增加实用性内容,增添供应新内容新资讯,满足大数据时代媒体受众的新需求。

  减,减少实用性弱或者基本上是单向灌输性内容。继续减少官话空话套话。减少和压缩领导机关工作的相关内容。有些部分,可以合并重组。年鉴的体量适当减缩,瘦身。

  乘,乘势而上,发扬成绩,迈上新的发展高峰。

  除,破除骄傲自满和求新无门的畏难情绪。筹划新举措,鼓励创新,允许尝试,允许交学费。(本文作者 韩松 是《广东建设年鉴》编委会顾问、广东年鉴社原社长)

责任编辑:廖静